商業不靠譜-關注全球創新與創業

文創與生活消費

零浪費平臺將改變未來購物方式,可持續包裝成消費大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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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統計,全球目前每年消耗2.45億噸塑料,其中的四分之一用于包裝,這是塑料最常見的用途。而在全世界范圍內,只有14%的塑料包裝被回收,三分之一的包裝完全沒有被收集,直接污染著我們的街道、海灘和海洋。那么,如何解決這一難題?

美國一家叫做Loop的創業公司,致力減少塑料使用,計劃采用可循環回收的包裝,開啟一種全新購物方式,減少對塑料的依賴。該項目推出一年后,獲得了很多大品牌的支持,開始從試點向落地拓展,消費者很快就能在附近零售店中找到其創新包裝設計。

日前,瑞士香精香料巨頭芬美意(Firmenich)宣布與瑞士投資公司Quadia共同參與了美國循環式消費品購物平臺“ Loop ”的A輪融資。

對于此次交易,三方都暫未公布詳情。但芬美意方表示,“本輪融資將資助 Loop 擴張國際市場之前的早期部署”。據悉,Loop將在2020年相繼進軍英國、日本、德國、加拿大等國家。

據了解,Loop是由創新廢品回收公司 TerraCycle 的創始人Tom Szaky及其團隊共同開發的全新購物平臺,致力于讓消費者在可持續的基礎上購物。它的特別之處在于通過可循環使用的產品包裝打造全新的環保消費模式,從根源上減少了一次性包裝對環境造成的負面影響。

“Loop”項目其實就是一種新的購物方式,在試點階段它計劃向消費者提供約300種產品(從汰漬洗衣粉到潘婷洗發水,從哈根達斯冰淇淋到佳潔士漱口水,商品價格與當地商店價格相當),產品全部采用可重復使用的包裝。用完產品后,消費者必須把產品包裝盒放到家門口的“Loop”手提袋中,之后會有專門的派送人員來收集,用集裝箱運回,進行清洗和重新裝填,然后再運給消費者。

換句話說,“Loop”似乎成了21世紀的“送奶工”,用以解決塑料的一次性使用問題,讓塑料制品可以重復使用。

據了解,目前Loop已經與多家日用消費品巨頭達成合作,例如寶潔、聯合利華、家樂福等等,在不少國家的超市貨架上都能看到Loop的商品。

隨著環保可持續的消費觀念趨勢的發展,寶潔、聯合利華等日化巨頭正紛紛研發推出可替代一次性包裝的新形式產品。

“Loop”倡議人:普林斯頓大學輟學者

“Loop”項目的倡議人Tom Szaky,曾經在普林斯頓大學就讀,但中途退學了。Szaky外表普通,言談隨意,卻有著許多奇思妙想。

Szaky是Terra Cycle公司的CEO,該公司雖然只是一家規模中等的廢物管理公司,但僅在2018年,其全球銷售額卻高達3200萬美元。Szaky定下了企業目標:“消滅廢物為第一目標,營利為第二目標。”這引發了不少人的共鳴,一些員工甚至自愿減薪為公司工作。

2017年,Szaky的公司幫助寶潔公司推出了一系列特殊包裝的瓶裝洗發水,這些包裝物來自海灘上收集到的廢物塑料,薩基將其化腐朽為神奇。這一舉措,讓Szaky拿到了2017年達沃斯論壇的“門票”。于是,Szaky帶著不成熟的想法和一個初步的計劃,從美國新澤西州首府特倫頓前往達沃斯論壇,向全世界各大品牌的領導者們推銷自己的創意。用創意說服塑料污染大戶。

如果制造商通過收集和重新使用,把瓶子的所有權留在自己手里,公司完全可以把包裝視為自己的長期資產。

在和各大公司的領導者短暫會談期間,Szaky展示了自己的創意。他指出,照目前的系統運作,包裝品的命運并不掌握在制造商手中,所以這些制造商的目標往往是生產最便宜的包裝;但反過來想,如果制造商通過收集和重新使用,把瓶子的所有權留在自己手里呢?公司完全可以把包裝視為自己的長期資產。

Szaky認為,隨著時間推移,上述想法能激勵制造商投入更多資源,生產出更優雅、耐用的包裝設計。

其實,Szaky還很機靈地藏起了一些重要的潛臺詞:那些在垃圾填埋場和海洋中的塑料廢物,絕大多數來自全球各大品牌公司。此外,他約談的各大公司,都是他事先精心選擇的———來自綠色和平組織列出的最糟糕的塑料污染者名單。因為他知道,這些公司面臨著潛在的公共關系危機。

Szaky的努力沒有白費,他的創意獲得了認同。2017年的達沃斯之旅結束后,就有多家消費品巨頭對Szaky的環保計劃顯示出了興趣。而Szaky也開始認真考慮,在2019年把循環創意變成現實。

“Loop”循環項目現在成了搶手的熱門貨。綠色和平組織報告中提到的10家塑料污染大戶,有8家已經加入了“Loop”循環項目。

“Loop”循環項目如何運作?

客戶為每一商品支付可全額退款的押金,客戶把包裝盒退回后取回押金。

Szaky說,“Loop”客戶首先建立一個賬戶,并填寫一個任務籃子,列入自己要購買、并且需要循環的商品。籃子里的循環商品,其價格應該與附近商店的商品價格相當。

除了“Loop”項目的正常成本外,客戶還必須為每一商品支付可全額退款的押金。押金有多有少,比如一瓶可口可樂的押金是25美分左右,一箱尿布的押金47美元,等等,總之押金根據產品的大小和數量而定。客戶購買了大約5到7件商品后,其商品的循環運輸費就可以全免了。

在美國,參與“Loop”項目的商品,會被裝在有“Loop”標志的手提袋里,由UPS快遞公司負責運送給客戶。當客戶用完洗發水、吃完冰淇淋之后,客戶只需要將這些商品的包裝盒放入“Loop”標志的手提袋中,UPS快遞公司會來回收。

客戶可以選擇重復使用這種循環,也可以退出并取回押金。

當然,如果客戶沒能做到把包裝盒退回,那就不能取回押金。另外,當包裝盒不適合再次使用時,Szaky的環保公司會對它們進行回收。

“Loop”項目仍有改善空間

要讓包裝能重復使用100次?商家們壓力山大。

Szaky承認,對客戶來說,“Loop”在某些方面可能很方便,但也存在潛在缺點:“要求人們在現有的購物網站外去使用另一種網站,有人會覺得多此一舉。”

Szaky希望“Loop”最終能整合到現有的在線商店中,包括亞馬遜。

目前,法國家樂福和英國樂購已經正式成為“Loop”的合作伙伴,預計還有更多商家加入這個項目。

除了消費者,“Loop”的出現對于合作伙伴公司來說也是不小的挑戰。Szaky表示,在支付“Loop”項目的“加盟費”之外,最重要的是許多公司必須重新設計他們的傳統包裝,“這可不是項便宜的工程”。Szaky的環保公司,給“Loop”合作伙伴提出的要求是:設計出至少能重復使用100次的包裝。但這顯然只是個理想目標,該環保公司還需要做測試,以確保這些要求能真正執行。

寶潔公司全球可持續發展事業副總裁Virginie Helias也指出:“如果某個包裝只能重復使用幾次,或者運輸系統過于分散,那么貨運和其他因素產生的碳排放,有可能會超過‘Loop’的環保效益。”

Szaky希望,到2060年(塑料進入人類食品行業100年之際),人類能回到最初的起點。把垃圾視作反常之物,開心地告別塑料垃圾。

盡管目前,大多數消費者對于一次性產品包裝仍具有依賴性,可持續使用的產品包裝目前在行業內和市場都尚需培育,但隨著大趨勢,購買“替換裝”化妝品或成未來的主流消費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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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產

孤獨是門好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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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辦公空間,交友軟件,成年人的集體宿舍,都在販賣人際關系。


“到頭來,她葬送了數百條人命。”艾米莉神情嚴肅。這位說話溫柔的金發女子今年27歲,正在和她的新舍友介紹傷寒瑪麗的故事。兩周前,艾米莉搬進了她位于布魯克林的公寓。現在,她突然意識到,自己正和一群她希望能稱作朋友的人一起,一邊觀看奧斯卡典禮,一邊閑談著大規模死難。電視間位于這棟三層居民樓的地下室,里面擠滿了二十個人;他們主題迥異的對話時分時合。人們看著電視,同時閑聊著,分享意見,交換著電影冷知識。這群人充滿活力,年輕而又多樣。

本·史密斯(Ben Smith)的生意販賣的正是這種交流——或者說溫情。史密斯是Tribe的首席執行官和聯合創始人。該公司的口號是“我們幫你交朋友”,他們在布魯克林運營著七處共享生活空間。Tribe提供精裝修房,租金略貴:多人間的一張床位每月要750到950美元,而單人間要1150到1700美元,衛生間和廚房則需要與他人共用。不過,按史密斯的說法,“真正的產品是一起住的人。”

Tribe有不少住戶最近才搬到紐約市,而公司的目標就是為他們提供提前打造好的社交關系。“在紐約可以過得極度孤獨,為了新工作而搬到這里的人應該特別有體會,”史密斯說。初來乍到,如果什么人都不認識,就不免陷入上班回家、兩點一線的陷阱。“在和我們一起住之前,不少人都是這么過來的。”

在大學畢業后搬到舊金山時,艾米莉已經體驗過了這樣兩點一線的可悲生活:自己的房間——辦公室——自己的房間。她生性安靜但不靦腆。可她的同事寥寥無幾,也沒能和在Craigslist上找到的室友熟絡起來。一年過去了,她一個知心朋友都沒交到。“糟糕透了。”

今年冬天早些時候,艾米莉搬到了紐約。比起直奔Craigslist,她在網上搜起了共享生活空間。Tribe看上去是最注重社區氛圍的,因此她申請加入,通過之后就搬了進去。這一次,她發誓不會重蹈覆轍。

艾米莉的經歷并不少見。孤獨感無處不在,特別是在年輕人之間。我們從美國的這一頭搬到另一頭,不少人從經營多年的社交網絡中分離開來。我們晚婚晚育,甚至直接不婚不育。我們每時每刻都在工作,常常是孤軍奮戰,不受傳統辦公室的約束,也沒有和同事們戰友般的友誼。

當然,搬家、獨自生活、不結婚成家,或者放棄朝九晚五的工作,為靈活投向自由職業,這些舉動的背后都可以有合理積極的原因。但和這些社會變動同步出現的,是越來越多的人感到迷茫,沒有歸屬感,或者缺少線上生活之外的社會支持系統

資本主義厭惡真空,而踏進這片集體社交虛空的是成群的公司和企業家,兜售著結束社交孤立的法寶。近十年來,“隨叫隨到”的人際關系已經變成了一門紅火的生意,也是強大的營銷機會。從共享生活公寓到共享辦公空間,到幫助建立人際關系的app,促進人際關系的服務獲得了不少投資和基礎設施。但這些解決方案真的管用嗎?還是說這只是一張昂貴得令許多人望而卻步的小小創口貼,由風險投資撐起來,卻勉強蓋在了一個巨大的社會問題上?

目前估值470億美金的WeWork自2010年成立以來,明確地將促進連接奉為企業宗旨的一部分。如聯合創始人米格爾·麥克爾凱維(Miguel McKelvey)告訴《紐約時報》的那樣,公司不只是“打造辦公空間”,而是“建立全新的基礎設施以重建社會關系,重新提升人際關系的潛能”。WeWork在全國各城市有數以百計的競爭對手,它們也大多如此宣傳:它們不只是供人專心工作的場所,更是有意義的人類互動的孵化器

2016年,WeWork發布了WeLive,在共享辦公的宗旨之上更進一步,直接讓成員住在一起。(其官方的目標是“將昨日僵硬、孤立的住房模式,轉化為今日靈活、社區驅動的體驗”。)自那以來,共享生活已經從怪事一樁,變成吸引年輕新居民的城市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紐約、華盛頓特區、奧斯汀、舊金山、西雅圖和丹佛都有它的身影。

隨著共享辦公和居住空間逐漸流行開來,幫助用戶建立線下關系的服務也日漸風靡。Hey Vina創立于2015年,是一款為女性交友而設計的app。幾個月之后,約會軟件Bumble推出Bumble BFF,提供的是同樣的服務。今天,交友軟件如此之多,以至于每一類人都能選擇專屬于自身群體的軟件。新手媽媽想和別的媽媽做朋友?試試Peanut。狗主人想認識別的養狗的人?用Meet My Dog。如果你想和別人交流愛好,無論是學一門新的語言,還是“謹慎地使用宗教體驗致幻劑(entheogens)來探索內心世界”,都能用Meetup找到自己的伙伴。

盡管形態各異,這些公司都承諾能提供人際關系。“我們之所以在做這個事情,是因為我們相信,幫助人們融入群體有著巨大的價值。”創立Tribe的史密斯說道。

毫不夸張地說,社交痛苦會改變人心智的運作方式。神經科學家約翰·卡喬波(John Cacioppo)生前在芝加哥大學做了將近二十年關于孤獨感的研究。在他帶領下,研究人員找到了有力的證據,表明長年累月的社交痛苦會影響大腦,使其進入自衛模式。這就是為什么孤獨的結果如同悲劇——它會像陷阱般將人牢牢鎖住。孤獨的大腦高度警惕,無時無刻不在感知社交威脅。這種機制讓神經系統時時刻刻草木皆兵,摧殘身體的同時催生更多的孤獨感

最近,一項共有兩萬名成年人參與的全國調查發現,將近一半的美國人表示他們時常或者總是感到獨自一人、無所歸屬。然而,史蒂夫·柯爾(Steve Cole)表示,相關的報道經常把孤獨感(loneliness)和獨自一人(aloneness)混為一談。這位來自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基因學研究者經常與卡喬波合作。與媒體報道的觀念恰恰相反,孤獨感是主觀上覺得缺少有意義的人際關系,或者無所依靠。這個區別十分重要

將我們與社交關系網斷絕開來的場景,在現代生活中比比皆是。上大學,為工作搬家,失去家庭成員,迎來第一個孩子,全都可以暫時把我們推入社交痛苦的狀態。“在學術研究中,長期孤獨和短期孤獨是有區別的。”愛麗絲·王(Alice Wang)說道。她現任愛荷華大學蒂比商學院營銷學副教授,專注于研究孤獨感和社交排擠對消費者行為的影響。

與長期孤獨的人不同,因為情況有變而孤獨的人還沒有陷入習得性的被動;遠離朋友家人的大學新生就是很好的例子。相反,他們渴望建立連接。對于這群人,王表示,提供社交機會建立連接的服務或許有用

然而對于終年寂寞的人來說,僅僅是社交機會很可能遠遠不夠。讓大腦過載的人進入有陌生人的社交場合中,“實際上可能會讓事情惡化”,柯爾說。這些公司是在嘗試著回應明確的社會需求,但是,“我們沒弄懂這種渴望,也沒搞清楚它存在的原因。”

2009年,時年23歲的奧莉維亞·瓊(Olivia June)決定搬到舊金山。盡管沒有任何具體的職業規劃,她十分喜歡這座城市,而且最重要的是,姨媽讓她暫住自己家里,不收一分錢房租。

適應新城市的過程十分寂寞。在這周圍,她一個好朋友都沒有,而在家待業的她也交不到好朋友。日日夜夜都在刷劇中模糊地度過了。(《全美超模大賽》特別好看。)瓊現在還記著沐浴在陽光里的女孩們的笑聲,引來自己惆悵地望向窗外。看著她們走在去早午餐或者瑜珈課的路上,她想著:我怎么樣才能認識她們?我怎么樣才能成為她們?她孑然一身,卻甚至不愿意認清孤獨的感覺;這太讓人羞恥了。從姨媽家搬出去之后一個月左右,她試過鉆OkCupid?的“后門”,在上面約看到的女孩子出來玩。只是做朋友的那種。

“我遭到了無數拒絕。”

用這種方式,瓊最后還是有了幾次朋友之間的約會。而無論是在公交車站,在家附近的咖啡館排隊,還是做志愿者,瓊都和人閑聊,也慢慢地認識了更多的熟人。盡管如此,她還是很難找到“自己人”。2012年,為了廣撒網,她開始在市里的許多葡萄酒酒吧里組織下午酒會。和與會的人交談后,她意識到寂寞與被孤立的感覺很是普遍

2015年,瓊創立了Hey Vina,一款幫助女性結交新朋友的app。反響熱烈極了。幾個小時之內,就有一千多人注冊。一個星期內,數字變成了十萬多人。今天,這款app有上百萬的用戶,在158個國家提供服務。

在Hey Vina發布之際,約會網站Bumble也收到了很多用戶請求,這些用戶希望除了浪漫關系,發展朋友關系也能有一種輕松的方式。“一旦踏出了大學校門,交朋友就再也不容易了。”首席品牌官亞歷克斯·威廉森(Alex Williamson)說。2016年,這家公司發布了Bumble BFF,這個功能就是為尋找友誼的女性設計的。

今年24歲的史蒂芬妮·勞麗是高級會計師,在位于西雅圖的Moss Adams工作。去年和男朋友搬到一起的時候,她發現自己也屬于缺乏友誼的人。“到了人生的這個階段,我發現自己的朋友關系都有點膚淺。”其中,她和幾位大學閨蜜的情誼都圍繞著喝酒和參加派對。現在,當她和男朋友住在一起了,她開始更加認真地考慮婚禮的事情,特別是,“如果很快就要結婚了,我要找誰當伴娘?誰會答應?誰能抽出時間,履行這樣的承諾呢?”她說,“我好像找不到誰。”

去年六月,她注冊了Bumble BFF。她的第一印象是,不回消息在Bumble BFF上面和Bumble本身一樣泛濫成災,甚至更糟糕。App里面有很多看上去很有趣的人,但要在現實中見面就不容易了。她總是和覺得有戲的人配對,互發消息,約個咖啡,結果就被人放鴿子,還經常不事先通知。“第一次的時候,我心想,‘這人真不靠譜。’”她說,“但這種事情至少發生六次了!”(不回消息在Bumble BFF上面確實是個問題,威廉森承認,同時公司也在盡力改善。“我們是價值觀驅動的公司,而毫無征兆就不回消息的做法違背了我們全部的價值觀。”)

盡管勞麗還沒在這款app上交到任何密友,她打算繼續劃著手機。九月,她成為了一名Bumble城市大使,意味著她接受公司的報酬,負責每月在西雅圖組織活動。最近天氣變得越來越好,她希望人也能靠譜起來。

不是所有人都適合Tribe的體驗,布雷登表示。這名外向的新西蘭人去年剛搬進這個共享生活空間。盡管大多數住戶都過得很好,有的人難以合群。自從他搬進來,有幾個人已經自愿搬走了。用布雷登的話來說,這些人體驗到了“社交管制”:“這可能關乎性格……你就是沒法合群。”

肯尼斯·斯特林(Kenneth Sterling)是Tribe的業務管理總監。他明確表示,Tribe面向的人群不僅要有融入群體的想法,還要有能這么做的社交能力。這意味著有踏出房間的意愿,但也暗示需要落入特定的年齡區間。雖然Tribe集聚不同種族的人——按首席執行官史密斯的說法,百分之五十的住戶都是有色人種——卻沒有人看上去超過35歲。

大家心知肚明的還有一件事,那就是要加入這里,成員要有一定的經濟實力——盡管Tribe沒有紐約的很多共享生活空間那么貴,但它也遠遠稱不上便宜。哪怕是多人間的食宿費也讓許多年輕的新紐約客無力承受。(Tribe曾經運營過一個非正式的獎學金項目,為一位創業者和一位電影制作者提供六個月的免費食宿。史密斯稱,他希望將來能繼續這項計劃。)

申請過程包括視頻面試和信用檢查,目的是測試申請人的經濟和文化契合度。但篩選過程并不完美。“有些人一開始會比較靦腆,但最后他們能和社區里的人打成一片。”斯特林說,“我們也遇到過一些沒能成功融入的人。我們會把事情處理好,讓他們可以搬走。沒什么大不了的。不合適就是不合適。”

營銷學的王教授表示,對于長期孤獨的人來說,過分敏感的心態是個問題。孤獨的大腦長期過載運行著,它對無論是真實的還是想象的“社交管制”都極其敏感。“如果感受到任何負面的東西,他們會馬上退縮,”她說,“還有,如果覺得別人不需要自己參與也能建立關系,那感覺就更糟了。”聽著她說的話,我想起了大學剛開學的那幾個星期,一陣陣的笑聲和音樂從外面傳來,而除此之外房間里寂若死灰,這令人感覺痛苦不堪。

要做什么才能幫助長期孤獨的人?按柯爾的說法,那些收集用戶數據,或以高于市場價提供辦公室和公寓服務,將為投資者盈利作為主要目標的公司,或許并不能提供最好的解決方法。長期孤獨是個頑疾,但有些證據表明,向著一個使命或者超越“小我”的目標前進——這常常需要和他人合作——可以幫助孤立的個人重新回歸社會群體。

一個社區之所以是社區,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的成員——哪怕那些不總能和他人融洽相處的——都積極地為某種更偉大的事物奮斗,而整個群體都因此受惠。目標可以是為了生存(對我們的祖先來說),為了趕上客戶的死線(如果你是某個廣告團隊的一員),也可以是為了注冊投票者(如果你是一個政治競選活動的志愿者)。

同樣的,勞麗,這位Bumble BFF的城市代表,和其他Bumble的西雅圖城市大使關系密切,更甚于通過app本身遇到的人。其中部分原因是他們擁有共同的目標:為本地的Bumble用戶舉辦吸引人的活動。他們定期在群聊上交流合作。到了現在,“我可以和他們談天說地。”勞麗說,“我們的關系很是密切。”

“這些市面上的app全都缺乏這樣的使命感。”柯爾說。共享生活公司的價值就在于提供流暢的住房體驗,同時自帶室友。它們通常位于找公寓令人頭疼的城市里,因此十分有用。相親app則幫助有共同興趣的人約個咖啡;共同辦公集體幫助人們集中注意力,拓展人脈,參與活動。對于身心健康,想要結識新朋友的人來說,這些服務確實能幫上。

艾米莉最近離開了Tribe,和其他四名在共享生活空間認識的朋友一起,搬進了位于布魯克林的五居室公寓,這套公寓屬于他們自己。房租便宜多了——她一個月付850美元,而不是1400美元——而且和她已經結識、喜歡的室友,搬到一個感覺更穩定的地方,讓人心情舒暢。“Tribe讓我有了這群美妙的好友。和他們在一起,我能自信地說:對,我想留在紐約。”

但我們難以想象那些長期在孤獨中煎熬的人,也會有這樣的美好結局。建立一段關系,更不要說一個社區,需要容忍風險和拒絕,需要恒心,也經常需要一個凝聚人心的使命,而不只是“認識新朋友”。盡管數百萬美元涌進了這些創業公司,要使得期望成為現實,風險投資遠遠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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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

重新構想下一代嬰兒食品,專注于兒童營養的訂閱制食品外送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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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們在風起云涌的D2C品牌中所看到的那樣,零售業正在發生著巨大的轉變。現在新一代的消費者正在積極尋找能夠反映其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的品牌-大型傳統品牌曾經享受的護城河已經煙消云散。

在嬰兒還沒長牙齒、消化系統發育不完全之前,他們的食物選擇很少,除了母乳及配方奶,家長多半只能購買蔬果泥作為寶寶的副食品。然而市面上蔬果泥的多為耐儲存(shelf-stable)食品,保存期較長,因此家長們常對此內容原料感到憂心。

看見嬰兒食品的需求,Yumi打破過往大眾想像,以訂閱制形式推出新鮮蔬果泥服務。Yumi 與醫師、營養師和廚師合作,共同開發70 多種嬰兒食品,以新鮮、有機蔬果為原料,再加入谷物、蛋白質與健康脂肪制成多種易消化的食品蔬菜湯、水果泥或是布丁等易消化食品。

許多家長都希望給寶寶最健康、營養的嬰兒食品,卻又沒時間或不知道如何動手制作,Yumi 的訂閱方案正好符合家長的需求。Yumi 以算法與科學數據,根據嬰兒年齡和發育階段為客制化蔬果泥,并在每周三上午寄送當周食品到訂閱者家中。

為了建立與訂閱者的長遠關系,Yumi 也開發自制內容,針對嬰兒的發育階段以及累積的訂閱紀錄,提供訂閱者營養攝取建議與育兒技巧,不只要加深品牌與訂閱者之間的連結,并要讓更多人認識Yumi 這個品牌。

Yumi 在2019 年12 月完成A 輪募資800 萬美元,預計投入資金于全球擴張與軟件開發。目前籌集的資金總額達到了1,210萬美元。在每一小罐蔬果泥當中,填充的不只是新鮮與營養,更有Yumi 的愿景,CEO Angela Sutherland 說:「我們的目標是要改變大眾對嬰兒食品的想像,并且徹底顛覆美國的食品市場。 」

根據市場研究公司(Zion Market Research)的數據,到2021年,全球嬰兒食品市場可能達到760億美元。

超市貨架上的普通嬰兒食品令人食欲不振,幾十年沒什么變化,因此Yumi試圖用新鮮的食材和D2C交付來改變這一空間也就不足為奇了。但是他們并不是唯一玩家,競爭對手包括:Little SpoonNurture LifeRaised RealThistle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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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產

一家剛剛募集了3000萬美元的會員制租賃創業公司,押寶“生活即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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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正在為人們引入一種新的生活方式-我們稱之為“生活即服務”。這是該領域建立的第一家公司,使新一代人能夠更加靈活地在不同城市移動生活,設備齊全的公寓遍布全國,所以無論你身在何處,總會感覺像家一樣。”

總部位于舊金山的會員制公寓租賃平臺Landing近日宣布完成3000萬美元A輪融資,其中包括Greycroft領投的2000萬美元股權融資和1000萬美元債務融資。截至目前,其融資總額達到4500萬美元。

Landing在9個城市上線了300套配備家具的公寓,租賃時長為30天及以上。只需支付199美元的年度會費,平臺會員能隨時選擇其他公寓入住。Landing創始人兼CEO Bill Smith稱,“住客如果想搬去別的社區或城市,提前三天告知平臺便可。”Smith稱Landing是一種新興類別:“生活即服務”。

提供類似靈活搬遷租賃的創業公司還有奢華公寓平臺Blueground,該平臺出租設計精美、設施齊全的公寓,單次出租時長在1個月及以上,租金低于酒店。Blueground在美國的6個城市上線了3000個公寓,業務覆蓋了迪拜、伊斯坦布爾、倫敦、巴黎和雅典。

靈活租賃模式衍生出了度假租賃、企業住宿和長租公寓等,千禧一代推動了這一領域的發展,他們更加青睞自由的生活方式,而不再是穩定至上。消費者觀念的轉變和年輕專業人士的職業軌跡正在引發房地產行業的新趨勢。

不同于Sonder、Lyric和Domio等短租企業,Landing的目標客戶是長租房客而非旅客。

Smith表示,“租房的關鍵在于靈活性,但現實情況下,許多人都受到租約限制,不僅要交押金、花錢購置家具,搬家時還要花費一筆家具搬運費。”

除了靈活的租賃條款,Landing還會向租客提供高腳椅、吸塵器等短期使用物品,為租客省下了一筆臨時物品購置費用。Landing還管理著家具供應鏈以控制成本。

Landing公寓由被稱為“房東”的獨立承包商管理,承包商負責向潛在租客線下展示房源、歡迎新住戶和日常的運營維修。

Landing成立于2019年,目前雇傭了100多個承包商,這一人數將隨著業務的拓展而增加。2019年11月,Landing在6個城市推出業務,近期又增加了華盛頓特區、波士頓和芝加哥。該公司計劃到2020年底上線1000套公寓,將業務擴展至30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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